孔子在世界文化史上与释迦牟尼、耶稣等相比肩，然而孔子不是教主，而是教师，人文化成的意义更加伟大。

夫非尽人之子与？（《尽心上》） 这就是说，气是在居、养——生活中养成的，而非先验的东西。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③] 王守仁：《传习录》，见《王阳明全集》，吴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缩的意思即是义，赵注：缩，义也。（《尽心上》[①]） 孟子的意思是：人自然而然地具有爱其亲、敬其兄的情感能力，这就是良能。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气，但能充满形体者也。

（《公孙丑上》）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但当气用于形容人对其内在感受的自我体验时，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种生理上的内在充盈的情绪体验，即气，体之充也（《公孙丑上》）。至于如何面对当今权力政治对儒家的亲和取向，我觉得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

如果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能够携起手来，求同存异，就完全可以构成匡正社会之扭曲颓败，推动中国走向文明与正义之强大的建设力量。不过，在时下的中国思想场域，在主政者倡扬中华文明复兴之时，我觉得对于新儒家的一场新考验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文化与政治时刻，中国的新儒家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将儒家治理哲学简单等同于皇权专制主义，延续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论点，是对传统中国心智及治理经验的无知轻薄之论。

民间儒家思想在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中，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文明更化，在民心、道德、文化、传统、教育、常识等诸多方面的建设，构成了当代儒家的复兴之土壤，因此儒学经义也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与现代民国的构建中，儒家背景下的立宪派曾积极参与建国事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均深受其影响，由此开辟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保守改良主义的儒家真精神。

虽然儒家被这场变革的激进主义革命派视为敌人而被屡次打倒，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这些均致使儒家背负了不该承担的罪责，但这其实是激进主义的错误认知。民间儒家的价值诉求与实践空间巨大，庙堂儒家或急欲登庙堂之儒家，其实际的理想寄托与政治命运颇值怀疑，因此，真正的儒者更需持守现代立场，牢固自由价值，锐意推进儒家义理的现代创造性转化，做现代中国政治大转型的正面推动者，而不是权力政治的附庸者。例如，他们鼓吹的大一统就与现实政治的国家主义强势话语密切相关，还有他们新华夷之辨的论调，不但没有变革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前现代理据，反而做了逆向扭曲，把华夷之辨移植到中国特殊性以及中西、中美对立的思想语境中，并予以激进主义的强化。纵观历史，文化层面的儒家思想，甚至政治层面的儒家礼制，对于3000年中国社会的文明演进，具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在义理和制度上起到了一定的抗衡君主专制的历史作用。

文化激进主义对儒家的负面定位固然不成立，但是儒家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力量自身亦不足够，它只是一种健康且改良的力量，面对国家强势地位，儒家与自由主义应该互相合作，各自克服自己的片面性，携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在现代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回避政治，儒家也是如此。不过，总体而言，古代中国政治的制度架构仍然是外儒内法、儒法合流下的皇权专制主义，儒家宪政从未担当过主体性的角色。对于当今的新儒家思想，我是赞同与支持的，我以为在中国百年激进主义一路横行、传统文化惨遭破坏的现实境况下，新儒家基于中国古典的历史文脉，发扬儒家义理，正人心，辨是非，明道德，崇文明，重教化，对于一个被各种激进主义的革命话语与行动破坏得无以复加的现代中国社会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

当然，儒家思想在观念与实践等诸多方面，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存在着大量的叠合与交叉的共识。儒家亦牵涉其中，不仅在文化层面，同时也在治理层面，为社会各界所期待

如果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能够携起手来，求同存异，就完全可以构成匡正社会之扭曲颓败，推动中国走向文明与正义之强大的建设力量。时下，主政者主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议题很多，三中全会聚焦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这些主流议题都有着鲜明的现代政治特色与取向。

对于公羊学的是是非非，今天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深究，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儒家并不以政治权力的执掌为国是之根本，而是追诉其合法性来源，求诸于天道人心，并以历史为借鉴，构建一套辅助君主的治理秩序。在我看来，只有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以及制度实践，才可以有效克制儒家思想的泥古倾向，摆脱花果飘零的历史处境。儒家亦牵涉其中，不仅在文化层面，同时也在治理层面，为社会各界所期待。笔者作为儒家思想价值的支持者，提醒儒家诸君审慎警惕，要时刻反问儒家需要何种政治，如何达致政治清明，如何推动自由民主的政治发展，而不是逞一时之雄辩，助长了另外一种非现代的政治图谋。但儒家在面对政治和走向民间的双轨制复兴过程中，如何与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相结合，如何完成道统—政统结构内部的现代性的宪制构造，如何对待民主、法治与人权，则成为儒家整体尤其是政治儒学当代面目、形象与历史定位的关键。文化激进主义对儒家的负面定位固然不成立，但是儒家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力量自身亦不足够，它只是一种健康且改良的力量，面对国家强势地位，儒家与自由主义应该互相合作，各自克服自己的片面性，携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第一，需要辨析传统儒家如何面对政治。第二，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 应该指出，现代中国的政治之演进是在与西方世界的交汇碰撞中展开的，儒家在古今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中，并不是主导者。

儒家治理体系契合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在大一统之皇权与地方自治之绅权之间以及皇权统治秩序内部的权力构造与议事框架上，儒家打造着清晰的道德原则(道统)与制度创制(政统)，在同时代的轴心文明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超大规模共同体治理哲学与治理制度的支柱，有着一定的限制和塑造优良政体及宪制框架的规范意义。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仅仅依靠传统儒家政治义理与制度设计不足以开出宪制民主，不足以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

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激进主义思潮，在气质上是经验主义，在方法上是中庸之道，这一特性与苏格兰启蒙思想和英美文明演进论的理路十分相似相近。不过，总体而言，古代中国政治的制度架构仍然是外儒内法、儒法合流下的皇权专制主义，儒家宪政从未担当过主体性的角色。

第三， 何谓儒家的真精神? 一直有一种提问：孔子如若活在当代，他会如何?这其实涉及何为儒家的真精神。儒家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健康力量，但由于备受历史摧残，本来就不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担纲者，加之又被一轮又一轮激进主义革命派清除，就更没有能力为现代中国社会提供系统的价值论证与制度设计，提供现代更化的智识资源，而不得不委身内在化为心性之学，承认并追随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由此步入现代世界。清末郭嵩焘所谓三代之治在英美尽管有浮泛偏颇之处，但却正确指出了儒家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方向，这绝非全盘西化的幼稚主张，而是提示儒家重新进入中国历史所必要的现代性维度，舍此，则儒家似并无资格成为现代中国之规范基础的一分子，更遑论居中为正。时下那些自我标榜为新儒家的人士，却未必承续了儒家的真精神。

即使局限于评判传统儒家面对传统皇权政治时的实际作为，尤其是限制与塑造权力的制度性成就，则亦难于乐观论定。因此，对于新儒家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政治。

死守古代教条的儒家不是周孔之道，其实早已背离了孔子，现代新儒家应该向现代世界敞开，向西方社会敞开，世界大同，天地一心，这种普遍主义的人类精神，才是儒家的真精神。不过，在时下的中国思想场域，在主政者倡扬中华文明复兴之时，我觉得对于新儒家的一场新考验就开始了。

尽管在理想的学理论证上，存在道统—政统之分殊，但实际政治中发生的政统对道统的反向逆袭，乃至于凌驾其上，比比皆是。儒家从花果飘零之窘境走到重新公共化的大幕刚刚开启，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各种复古与更化之故事呈连篇累牍之势，我们且看山河重整，波诡云谲。

即便儒家有一种政治儒学的诉求，那也不是复古王制，像传统儒家一样高攀庙堂，依附权贵，而是戮力构造宪政儒学图景，试图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对专断暴力的警惕和对公民社会的推进，来展示其现代性的政治诉求。对于当今的新儒家思想，我是赞同与支持的，我以为在中国百年激进主义一路横行、传统文化惨遭破坏的现实境况下，新儒家基于中国古典的历史文脉，发扬儒家义理，正人心，辨是非，明道德，崇文明，重教化，对于一个被各种激进主义的革命话语与行动破坏得无以复加的现代中国社会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例如，他们鼓吹的大一统就与现实政治的国家主义强势话语密切相关，还有他们新华夷之辨的论调，不但没有变革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前现代理据，反而做了逆向扭曲，把华夷之辨移植到中国特殊性以及中西、中美对立的思想语境中，并予以激进主义的强化。当代大陆新儒家重探华夏治理秩序史是对这一激进主义的积极矫正，但若轻易断定中国古代存在儒家宪政主义则属于矫枉过正，也是对自由民主宪制原理的过度发挥。

检点一下中国现代思想史，我发现很多真正的儒家并不自我标榜为新儒家，而且始终对政治权力保持着足够的审慎与警觉，比如陈寅恪、余英时，甚至反对过儒家的胡适，恰恰是他们，反倒与儒家精神之现代发扬若合符节，开辟出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当然，儒家思想在观念与实践等诸多方面，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存在着大量的叠合与交叉的共识。

希望当代新儒家能够一路走好，将儒家真精神发扬好，与时俱进，明辨是非。民间儒家的价值诉求与实践空间巨大，庙堂儒家或急欲登庙堂之儒家，其实际的理想寄托与政治命运颇值怀疑，因此，真正的儒者更需持守现代立场，牢固自由价值，锐意推进儒家义理的现代创造性转化，做现代中国政治大转型的正面推动者，而不是权力政治的附庸者。

以自由主义为标榜的胡适在独立评论国民党训政与蒋介石统治时期的自由独立人格，亦可视为传统儒家道统使命下对政治的距离意识与批判精神之现代表率。  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升降浮沉，承转启合，遭遇过灭顶之灾，也有过复苏转机。